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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美国产出增长来源 来源：根据乔根森与姜明武2007年所著的《技术与世界增长复苏》表2以及乔根森、斯蒂尔霍等人2005年所著的《生产力》表4.8数据计算 其他经济体也发现了与美国相同的结果，特别是中国。

改革是要触动现存的利益的，因为没有法律基础，地方所进行的改革很容易被现在掌握法律权力的部门否决掉。对中国政府来说，创新至少包含如下几个重要目标。

广东改革领先一步，本应该为全国作表率。广东的创新目标是要给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空间，而不仅仅是简单的金融保障。企业就是企业，不能把之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相反，广东需要总结好以往成功的经验，不断完善创新体制或者有助于创新的体制。根据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也就是两个一百年中的第一个一百年。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创新 广东改革 。例如国际化方面，广东要看看主要一些发达城市（新加坡、首尔、东京、伦敦等）的外国专家比例基本劳工权利标准需要有法规保障，但过高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工标准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在劳动力市场的实践中，源于西方管理学界的雇主品牌概念于新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中国劳动力成本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已经较高，而且，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相对于美元和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又在快速提高中国劳动工资水平在国际上的排行，已经有不少中国企业为降低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成本而转移至海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生产，甚至棉纺这种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有赴美国投资生产的。欧洲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在宏观层次，毋庸置疑，在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里，分配问题的重要性比此前二十多年要有所提高。

综合经济社会基本面和政策走向等各方面情况，可以判断，就总体而言，中国旨在争夺劳动者特别是争夺人才的人力资源竞争正趋向激化，各企业单位都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从各方面增强自己对劳动者的吸引力，从而招揽、建成一支合意的人才队伍并不断巩固。在实践中，新世纪头十年中期东南沿海已经开始出现民工荒和招工难等现象。

这样的辩证法在劳工权利问题上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换言之，劳动力在经济发展果实分配中所得份额、消费在GDP构成中占比都要适当提高。打着保护劳工权利旗号的过度僵硬的劳动制度导致整个欧洲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通过改革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提高了劳动制度弹性的德国、英国就业指标和经济表现则好得多。另一种方向是在良好动机和部分群体的急功近利压力之下制定过高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劳工标准，导致劳动力市场僵硬丧失弹性，损害经济增长潜力，最终导致就业机会急剧外流，中国经济丧失可持续发展动力，中国劳动者群体本身丧失发展空间，而且在劳动者群体内部制造新的不平等。

2000—2014年，中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从99.1%提高到99.8%，小学升学率从94.9%提升至98.0%，初中升学率从51.2%提升至95.1%，高中升学率从73.2%提升至90.2%，普通本专科学校毕业生人数从95.0万人增长至659.4万人。为了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向第一种更理想的情况发展，而不是滑入第二种情况的泥潭，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我们都需要作出一系列努力。但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迎来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结束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绝对数及其占总人口比例已经开始减少，预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经济继续较快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决定劳动力市场总体偏紧 就总体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世界大国之中，中国经济增长率将继续是最高者之一。

正是适应这一现实，美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起了股票期权等一系列将收入前景与企业发展挂钩、鼓励员工在当前货币薪酬与发展前景之间更多选择后者的机制，并为世界其他许多国家所引进。城镇化和受教育程度上升提高了劳动者对物质待遇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期望 其他条件相同，城镇化和受教育程度上升将提高劳动者对物质待遇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期望。

受教育程度上升，劳动者将期望为其教育投资获得相应的回报。2010—2014年间，历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908万人、922万人、917万人、926万人、95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4.1%、4.1%、4.1%、4.05%、4.09%。

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总体偏紧，并不等于每年都会越来越紧，也不等于不会逆转。近乎充分就业持续多年，平均货币工资连年快速上涨，劳动者预期上升，……所有这一切不仅催生了创业热潮，也正在制造日益增多的自愿失业，不少劳动者宁可暂时失业也不愿屈就低于自己期望的工作岗位，或是暂时停止工作而去寻求休闲、旅游一段时间，从而加剧劳动力市场上的供不应求。2000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仅有3.1%，现在连续数年比那时高出1个百分点上下，其中一部分应当归因于自愿失业增多。而在2000—2011年的11年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从36.22%提升至51.27%，上升15个百分点。进入 梅新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劳动力市场 。2011年，中国年末总人口13.4735亿，其中城镇人口6.9079亿，占比51.27%，首次突破50%大关。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越是高层次、大规模的企业和机构，越是高成长新兴产业，越需要重视增强自己对劳动者的吸引力，直至制定实施全面的雇主品牌战略，而雇主品牌战略也将日益成为中国企业/产业软实力竞争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从长远来看，要可持续地保护劳动者权利、公平分配经济发展果实，就需要通过保持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来实现。正是从2005年这一年起，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加薪步伐开始明显加快，直至2014年，连续10年工资指数（上年=100）高于110，其中有两年在120—130之间，一年超过130。

步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人口占比提升有加速之势，1989—2000年的11年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从26.21%提升至36.22%，上升10个百分点。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4.5%的高峰，翌年下降到74.4%，2014年下降到73.4%。

——持续多年的近乎充分就业和提高的预期不仅制造了创业热潮，也正在制造日益增多的自愿失业，从而加剧劳动力市场上的供不应求。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还将进一步激励自愿失业。通货膨胀率持续维持低位，甚至可能进一步滑入通货紧缩，为保持和提高劳动者实际生活水平所要求的名义货币工资不需要保持以前那样高的增幅。在宏观层次，人力资源的培育、开发、使用决定了一个企业、一项事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前景希望。

本届政府上任以来，高度重视推进城镇化。1992年全国教育经费合计867.0491亿元，2000年为3849.0806亿元，2014年已达30364.7182亿元。

由于劳动者的需求是多方面的，雇主品牌评价体系也通常不仅仅局限于薪酬待遇一项指标，而是涵盖多项指标。劳动者也各有其偏好，有的看重当前待遇和稳定工作机会，有的看重发展前景而甘愿承受更多风险，社会上应当存在不同类别企业，才能满足不同类别劳动者的需求，给予其充分的机会在当前待遇与发展前景之间取舍，并充分发挥其潜力。

有鉴于此，各企业机构在制定雇主品牌战略以吸引人才时，需要更多地注意非薪酬因素。因为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下，中国社会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实际上是兼业农户人口，兼业农户的口粮等基本生存需求已经满足，剩余劳动力呆在农村的边际产出接近于零，外出务工即使工资不甚高也能显著提高其货币收入。

在微观层次，我们需要激励各企业机构可持续地改善劳动者待遇，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和非薪酬待遇，塑造良好雇主品牌形象，以求在劳动力竞争中胜出。从当前的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走势来看，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为了可持续地改善劳动者待遇，由于以下原因，雇主单位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策略重心需要适度向非薪酬因素/非当期薪酬因素转移： 中国和世界经济减速，客观上压缩了继续快速大幅度进一步提高劳动者薪酬待遇的空间。亦即在满足合理薪酬待遇的基础上，中小企业员工对于好雇主的首要期望是通过在中小企业的工作机会，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如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智联招聘等机构撰写的《2015中国年度最佳雇主报告》中，除薪酬福利之外，雇主品牌还包括雇主形象、组织管理、培训发展、工作环境等方面要素。

在薪酬因素当中，也需要更多地注意非当期薪酬因素（换言之即收入前景）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中国年末总人口9.6259亿，其中城镇人口1.7245亿，占比17.92%。

尽管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决定全面开放二胎，但并不可能立竿见影地增加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从长远来看，要可持续地保护劳动者权利、公平分配经济发展果实，就需要通过保持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来实现。

与此相应，中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几乎达到接近100%的极限，各级普通学校毕业生升学率、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一路上升。但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迎来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结束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绝对数及其占总人口比例已经开始减少，预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